尤密

理论荐读 | 坚持两个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尤密》🚢（作者系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创新工程研究基地研究员）

2.能源消费对外依存度高的趋势明显且不断加强。由于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和资源投入驱动型的传统模式，在经历了几十年快速发展后，中国已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能源消耗大国，部分资源品消费量居于世界前列，对外依存度明显增强，世界能源消费品市场上所谓的“中国效应”也日趋明显（中国能源发展报告，2008）。总体而言，在过去的10年，中国在几乎所有的主要能源领域开始了从自给自足到向外部依赖的过渡，首先是石油，接着是矿产品，现在是煤，而不久后则可能是农业（Jonathan Anderson，2008）。根据2009年BP世界能源统计报告，2008年世界石油产量为39.28亿吨，比上年增长0.4%，其中中国石油生产量为1.89亿吨，增长1.40%，占世界份额的4.8%。其中中国石油消费量为3.75亿吨，增长3.3%，占世界份额的9.6%，列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08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全球能源供应超过消费增幅，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仍然达到全球增量的近3/4（BP世界能源统计报告，2009）。,沙特阿美是沙特的国有石油公司，其原油产量和可采储量都居世界首位，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四位。阿美公司高层表示，阿美亚洲将把沙特阿美在亚洲的业务整合为一体，共同执行沙特阿美在亚洲地区的战略——顺应世界石油消费重心东移至亚太地区的大趋势，稳定和扩大对亚太地区的石油出口，抵消对欧美地区石油出口减少的影响。

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和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都反映或体现着人民内部矛盾，这种人民内部矛盾的普遍存在对于改革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是改革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种动力。这种人民内部矛盾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关键的问题是正确把握、控制其发展变化的‘度’，加以科学地引导：既赋予其一定的张力，又不使其过度。”[2]从实际情况看，人民内部矛盾的普遍存在是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常态，是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科学地看待各方面社会矛盾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分配的差距越拉越大，人民内部矛盾在总量上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并日益变得复杂、突出而尖锐。根据西方冲突理论学者的观点，“矛盾或社会冲突就是人们不满和敌对情绪的流露和释放，如果群体成员没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那么它将驱使人们做出某些不顾一切的行动。”[3]怀有不满情绪的人通过正常渠道表达不同意见，可以使之“得到心理上的满足，精神上的放松，并能分散对某个问题的注意力，进而改善紧张关系，并通过建立新规范或者肯定旧规范来消除不满情绪。”[4],湖北省是粮食主产区，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较大贡献。以 1990—2004 年为例，即使在粮食不断减产的趋势下，湖北省平均外调粮食为 375 万吨，占平均产量的 16.17%，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平均达到 4.99%。可见，湖北省粮食安全对全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湖北省粮食产量波动幅度较大，很不平稳，从 1998 年开始，粮食产量连续 6 年减产，到2005年开始有所回升。 随着粮食减产，湖北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产量的比重以及湖北省外调粮食占全国粮食净进口量的比重在逐年减少， 尤其在2000—2004 年湖北省城镇化加速时期，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率处于历史上最低水平，从而严重影响湖北省粮食安全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3]到2004年时，湖北省粮食产量占全国比重为4.47%，当年外调粮食比重占净进口粮食比重为0.28%，与此同时2004年湖北省粮食无法自给，粮食缺口为174万吨。根据人口预测结果，2007—2026 年湖北省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非农业人口以年均 3.06%的速度增长，到2026 年，非农人口比重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65%。，可以预测，由于非农业人口的增长，湖北省耕地面积以及人均耕地面积将以每年约 0.4%的速度减少。 1978—2004 年期间，湖北省平均人均耕地面积为 0.056公顷。根据前面分析，耕地保护政策能很好地维护耕地的稳定性， 假设在未来 20 年国家的耕地保护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那么按照年均 0.4%的减少速度，到2026 年人均耕地面积将减少为 0.044公顷。但是耕地保护政策的连续性能否一直发挥对耕地高力度的保护作用还不好说。

共同基金的概念来自国外，英文是mutual fund。它的核心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汇集许多小钱凑成大钱，交给专人或专业机构操作管理以获取利润的一种集资式的投资工具。在实际的运作中，共同基金更多地表现为一类投资公司。在美国，共同基金除了证券投资外，还投资黄金（或其他贵重金属）、期货、选择权（options）和房地产等。每个基金公司都会雇佣投资专业人士来管理基金的投资组合，这些专业人士可以组成团队来经营基金，有些投资公司甚至委托其他公司或自由投资专业人士来帮助公司进行资本运作。,聚焦“大国优势”的经济转型，特别要促进中国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政府间财力高度失衡、政府间职责分工不明确、以及“对上负责”的制度体系在提供激励方面的单一性，是限制中国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发挥更积极作用的主要因素。一是政府间财力失衡。2010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48.9%，却承担了82.2%的财政支出，其中中央的转移支付占到地方支出的36.9%。这种财政分配格局增强了中央政府调节宏观经济、平衡地区发展和推动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的能力。然而，中央转移支付政策的运行效果并不理想。中央的再分配能力受到了“渐进性”改革的限制，为了减小阻力，改革保证各省收入不低于1994年前的水平，并对收入增加的省份返还部分新增的收入。这限制了中央政府可用于再分配的资金，并有扩大地区收入差距的倾向。此外，专项转移支付只着重投入控制，而没有明确的绩效标准及配套的责任机制，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二是政府间职责分工不明确。在目前的政府间支出责任安排中，具体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特别是省级以下政府的责任由各省级政府自行规定，这可能引起诸多问题。一方面，由于缺少清晰的责任安排，所以在由哪一级政府负责提供资金方面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这很容易造成支出责任的层层下压，导致县级政府资金不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缩减，而有些上级指令根本没有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笼统的责任协作会弱化地方政府的责任，很容易导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三是“对上负责”的制度体系在提供激励方面的单一性。在“对上负责的”的制度体系下，当地居民的需求和偏好并不是地方政府优先，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还是集中在其所实现的投资和增长上，这就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倾向于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实现易于衡量的发展目标上，从而降低了公共服务提供的质量和水平。但随着民众和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教育、健康、环境等非增长因素，中央政府在衡量地方政府是否出色地实现了多重目标，据此做出人事安排方面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动摇和否定了公有制为基础或为主体，搞私有化，就必然是两极分化，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首先就是不走私有化的邪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作为制造业基地的竞争力下降。印度、印尼、越南等国成为外资青睐的投资目的地，这也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产生很大影响。

众所周知，中共十五大开始使用“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当然，中共十五大在提出“邓小平理论”概念的同时，依然保留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等衍生提法，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具体阐述，框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三位一体”的基本布局，进一步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概念。,一般而言，任何国家的经济转型都脱离不开三个基本要素：转型的初始条件，转型的目标模式和转型的过程方式。以此来分别检视过去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转型，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经济转型的独特性及其与其他转型经济体的共通性。

多年来，业内专家都在积极呼吁“第三方检测”。“不是监察测量，而是检查测量。”在水质检测实验室工作的赵飞虹解释说，“由中立的实验室承担检测任务，政府、水厂、公众都可以拿样本到这里检测，实验室只是技术部门，不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第二，来自全球化“语境”的外来思想的挑战。苏东剧变以来，人们对苏联模式以及这个庞然大物毁于一旦的思考一直没有消停，对于苏联解体原因大相径庭的解释，客观上表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的严重困惑。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有较好表现的“民主社会主义”尽管很诱人，但对其存在条件、推广的可能性以及是否适合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现实国情等却被系统地忽略了。在全球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所推行的政策主张获得了相当大的市场，并通过各种渠道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我们的认知判断和价值取向上也留下了某种印记。凭借着先进技术和话语权的优势，西方价值观被“普世化”，地方性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也意外地为某些极端势力的滋生提供了温床。“9.1l”事件并没有使人们认清国际恐怖主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和精神力量，相反民族主义、激进主义的种子在发酵，还不时以“反全球化”、“反西方”、“反精英”的形式表现出来。

【編輯:Alembert】